孤独的“局外人”

<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大概是因为二外是法语，所以一直对法国文学比较感兴趣。法语老师很推崇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的忧郁》，开篇描绘的就是一个“谜一样”的异乡人，没有家人朋友甚至祖国，追求美而憎恶财富，梦呓般喃喃诉说着“我爱云……过往的云……那边……那边……奇妙的云”。那样虚无缥缈，无从触及，却是极美的诗意的栖居，让人怀疑他可以放弃当下的一切，兀自踏上求索美的孤独之旅，或者说，这样的旅程注定是孤独的。很多人说，这个异乡人身上有着诗人的忧郁，在我看来或许是个人的孤独赋予了他这种忧郁。再后来，看到《局外人》，事实上这两部作品的法语名是同一个---“L’étranger”,不过译者郭宏安先生在处理时做出了调整。“异乡人”与“局外人”本质上都是游离于当下这个环境的人，他们持守着自己的梦想亦或是生活的真理，踽踽独行。在合上《局外人》这本书时，我所感受到的是默尔索的孤独，是他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似乎始终错位的格格不入。然而这孤独又是他自行选择的结果，他乐在其中。</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br ></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法文版的《局外人》第一句话即是“Aujourd’hui, maman est morte”。法语老师说过，“maman”是法国孩童才会用来称呼母亲的呼语，默尔索就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在述说着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今天，妈妈死了”。他不像这个社会的世俗礼节所要求的那样悲痛欲绝，而是看似麻木不仁地参加葬礼，喝牛奶咖啡，约会，游泳，看电影。因为生活还要继续，生老病死是无从逆转的规律，在他的思想中“活着是不值得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关系不大”，所以他从未想过应该怎样为死亡而悲伤。他所表达的只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并不为母亲的逝去感到遗憾，因为那只是一种命运，母亲被这种命运所选择，这场选择本身与他无关。“妈妈已经离死亡那么近了，该是感到了解脱，准备把一切再重新过一遍”，这对母亲而言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结局。而他，不愿意按着世俗的标准痛哭流涕着来扮演一个无可指摘的孝子形象，就像他在狱中读到那则新闻时所做的评价------“我觉得那个旅客有点自作自受，永远也不应该演戏”。演戏会让一个人丢弃掉原本的自我，所以他拒绝撒谎，拒绝演戏，只是按照自己心中的真理真实地生活。</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br ></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然而这个世界似乎会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在死者灵前放声恸哭方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于是君不见多少葬礼在无泪的干嚎中度过。祖母去世的时候已经82岁高龄，此前她因为中风瘫痪在床半年多了，那天傍晚看护的阿姨喂她喝完粥，到了7点多的时候，她就安静的去了。长久以来，她的儿子女儿们已经很少去看她了，葬礼时却一个个哭天抢地，咧着嘴嚎得嗓子都哑了，眼角却没有一滴泪。尤记得彼时婶婶让几个最小的曾孙儿跪在遗体边上一个劲儿让他们哭，“哭热闹些才是孝顺的好孩子”，几个小孩子不知道是被吓到了还是怎么的竟真的嚎啕大哭起来。其实他们出生后也没见过几次曾祖母的样子，大概也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什么概念，唯一的感知或许就是不管怎么吵，躺在门板上那个满脸皱纹面容安详的老太太都不会再动了。不管怎样，葬礼所要求的形式是达到了，那么多孝子贤孙嘶哑着喉咙送别亡灵，死去的人大概会觉得欣慰吧。至少在活人眼中，我们必然需要这样的仪式。即便不认同，还是会遵守。因为可以避免流言蜚语，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然而默尔索不需要，他过于坦诚，不愿意伪装自己来获得更简单的生活，却被检察官控告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世界从来不乏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人指手画脚的人，就像加缪自己所说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乍看似乎是可笑的，但事实上《局外人》中默尔索的命运却实实在在验证了这一点，整场审判自始至终都围绕着他在母亲下葬时的冷漠态度，反倒弱化了他杀死阿拉伯人这一罪行，似乎在母亲下葬时不哭才是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更近乎于一场道德审判，而非刑事案件的审判了。</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br ></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法庭庭长曾经问默尔索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是否使他感到难受，他的回答是“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不需要从对方获得什么，再说也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俩都习惯了新的生活”。这就是他心中所想的，他和妈妈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彼此分开了那么久，联系已经很微弱了，他不会因为人们的偏好而夸大自己的感知，或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辩词来迎合这个世界所预设的标准。他拒绝用多余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就像第二次面对预审推事时所回答的那样“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固执而坚定。“一个人应该是沉默多于说话的。有许多东西我将是不说的。然而我坚信，所有那些对个人进行判断的人，他们寻求立论的根据的经验要比我们少得多”，加缪如是说。检察官振振有词的想要把默尔索论证为一个十恶不赦的预谋杀人的险恶罪犯，所依据的不过是其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而这，在默尔索看来，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仅仅是遵从于自己内心的声音。</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br ></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小说中特意描写过一个在饭馆中遇到过的奇怪的小女人，僵硬的动作，准确而急迫的语气，计算得精准无误的小费，专心致志地勾杂志节目，自动机械一样的动作,这一切在默尔索看来是那么奇怪，然而这恰恰是社会常态下的人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忙碌，机械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一个典型的“局内人”的形象，在社会所承认的价值体系下稳步前进的有为青年。对默尔索而言，他们彼此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所以即便是同桌吃饭也无法交流。或许是感觉到她与自己太不相同了，在法庭上“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还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的神气”。她依旧是那个兢兢业业随着社会潮流亦步亦趋的奇怪小女人，而自己已然成了被告席上的罪犯，这样的对比未免太过鲜明。</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br ></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审判中默尔索很少说话，甚至到最后，他的律师在陈述辩护词时取代了他，明明是这场审判的主体，他却和这个法庭越来越远，“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他是这个法庭中的多余人，他清晰的认识到自己游离在这场审判之外，唯有回忆伴随着卖冰小贩的喇叭声涌入他的脑海。加缪在《征服》中写道“我知道人们是可以妥协的，可以生活在时代中而相信永恒，这叫做接受。”然而默尔索不愿意“接受”，他不相信永恒，他三次拒绝神甫的引导，理由仅仅是简单的一句“我不信上帝”。这就是他的选择，孤独而平静地独自等待死亡的降临，拒绝祷告，拒绝救赎。</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br ></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小说中曾经有一个场景，是在开庭受审前，默尔索坐在法庭门旁等候，听着法庭里的各种声响，他脑海中的思绪却是“吵吵嚷嚷地让我想起了那些群众性的节日，音乐会之后，大家收拾场地准备跳舞”。或许彼时他就意识到那场审判就像是一场假面舞会，所有人都带上了自己的面具，法官，检察官，陪审员，律师，观众，所有人都在倾心投入地去扮演自己选择的角色，唯有他，拒绝谎言，拒绝演戏，恍惚而漠然地看着这一台啼笑皆非的闹剧。仿佛置身于一个偌大的舞池中，唯有他是游离于镁光灯外，徜徉在舞台边缘的孤独舞者。</span></p><p><span style="font-size: 16px;" ><img src="http://nos.netease.com/edu-image/4507379c-1c5c-4bc1-a126-2ebe37fea42c.jpg?imageView&thumbnail=520x520&quality=100" /></span></p>